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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山乡困境迷惘之中的坚守（第5页）

你说咋成这样了，私人贷款完成上解任务。

你们国家干部还好点，我一个农民，今年当支部书记，明年还不知道干什么呢。

贷款在我私人名下，拿什么还，还不了是不是要坐牢？去年我还被村里人打了一顿。

就是因我带乡干部上门收上缴款，逼人家把祖传的几块现大洋交出来抵债。

今年过完年，我儿子又被这些人找茬。

这些人其实是逼我辞职啊！

入党三十多年，我除了年年交党费，没得过什么好处。

这几年当支部书记，又碰到最难的时候。

看着村委会的两块牌子，我在想，这牌子还能挂多久啊？……”

周冬生打断周炳荣德的话：“炳荣，你喝醉了。

怎么能这样想、这样说呢？”

周炳荣说：“冬生叔，我没醉。

你看啊，村里那些信天主教的人，逢年过节，还有人送吃送喝送钱送春联，我们呢？做这个党员除了交党费，还有啥？人都要讲点实在的东西，不吃不喝不穿，活不下去。”

周炳荣的话深深地刺痛了袁晋鹏和包凯旋。

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周炳荣的话并非不实之词，至少在贫困的红石岭村是事实。

我们总是向老百姓索取，而不是付出。

多数村的党支部，只有收缴党费时才和普通农民党员有那么一丁点接触。

早些年，山上木竹资源丰富时，政府没有做好规划、控制，也没有做好产业转型和可持续展工作，导致木竹资源枯竭时农民迅返贫。

回来的路上，袁晋鹏陷入沉思。

向阳镇的经济情况明显好于凤岭乡，但两地有一点很相似，那就是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缺乏凝聚力和战斗力。

这场波澜壮阔的农村改革二十年间取得空前成就，但也对农村基层组织的执政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生产方式和物资供应方式的转变直接削弱了基层组织对农民个体的控制力、影响力。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多数农民一年到头不必主动找乡镇干部和村干部。

而乡村干部找上门来，无非催缴农业税、乡统筹、村提留或者其他摊派款，甚至扒谷赶猪，强行收缴。

在这种情况下，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不是水乳交融，而是水火不容。

九十年代初，一些地方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运动时，别出心裁地搞了一个“评五星农户”

活动。

没有评上“五星”

的农户，各方面受到不同程度限制，最严厉的限制参军、上大学。

活动开展后，“刁民”

马上变老实了，但恐怖气氛笼罩着农村，人们甚至怀疑这是又一次政治运动的前兆，人心惶惶。

随着几个农户的以死抗争，这项强制色彩鲜明的活动很快被上级明令叫停。

当时，袁晋鹏是晴川师范学院的学生，无法认识地方政府开展“评五星农户”

活动的目的。

现在，他能够理解，倡导这项活动是迫于无奈。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赞同类似做法，钳制是逆潮流的愚蠢做法，终究要退出历史的舞台。